【经济研究】冯根福：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内在作用机理，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构中国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影响，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文化使命。
一、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不断赋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鲜明的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在内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学从改革开放前主要接受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改革开放后广泛借鉴西方经济学，再到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建构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其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次，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经济思想精华，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沃土。“两个结合”是一个新命题但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度重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在“第二个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首要特点就是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强调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还身体力行，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一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积极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等，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智慧。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实践探索，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键词是“中国自主”。“中国自主”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又主要体现在“两个结合”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智慧和思想精华是以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等条件为依据的，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以当代的政治和经济等条件为根据的，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为思维坐标，积极汲取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智慧和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鲜明的民族性。
二、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影响，科学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思想，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思想的提出，对于科学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能是某个抽象概念或假设，而只能是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的“中国事实”，主要理由是抽象概念或假设缺乏唯物史观；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演绎逻辑性质，因为无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具有演绎逻辑的性质（需说明的一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因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而缺乏唯物史观）。上述两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相比于已经经历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还不长，还有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与问题有待探索和总结。因此，在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还处于筚路蓝褛的开拓阶段，应鼓励学者采用不同的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经济学。
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建构中国经济学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和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国际上的经济学接轨。如果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建构中国经济学，那么提出经得起检验和反驳的底层逻辑或经济学核心假说则是关键。关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国内学者看法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世界上各国的人的经济行为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普适性的市场经济学，因此可以把它的核心假说即“经济人假说”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另一种观点则完全否定上述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此绝不能学习和借鉴它的“经济人假说”。
上述两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说”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瘙簚斯密提出来的，他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即从人的天性与本能分析和概括人的经济动机与行为。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因而都具有相同的天性和本能。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研究而获得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市场经济知识才为中国学者广泛学习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也存在一个根本缺陷，这就是它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的影响。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影响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不仅有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有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表明，人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对其经济动机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人的天性和本能的发挥还常常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对其经济社会制度和环境形成有重大影响。因此，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存在有明显的差异。五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受两种不同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质的区别，所以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经济行为自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追逐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动机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财富分配的偏好方面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一个美好愿景就是共同富裕，古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与天下同利”“贫富有度”等思想至今在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崇尚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和个人追求财富收入最大化。而财富分配偏好的不同，又进而影响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众收入差距容忍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受各自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时，绝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正确的做法是，应根据人的双重属性的特点，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的影响，科学分析当下中国人的普遍经济动机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抽象和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
三、积极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丰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内容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学要坚持“两个结合”，继续深化文化与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问题研究逐步重视起来，相关成果不断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开始，《经济研究》编辑部就联合国内有关高校，发起全国性的“文化与经济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先后从“基于信任的视角”“基于创新创业的视角”“基于经济观念的视角”“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基于中国特色文化的视角”等方面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除此之外，《经济研究》近年来还不断推出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经济研究》的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在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的坚持“两个结合”和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的文化使命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面向未来，进一步深化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至少面临着以下两大瓶颈和挑战：
第一个瓶颈和挑战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文化”概念和“中华传统文化”概念。“文化”这个概念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类。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界定“文化”概念和“中华传统文化”概念，不仅是搞好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搞好中华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文化”概念和“中华传统文化”概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文化的某一分支或某一分支中某一要素的视角，如从儒家文化、方言、宗教、信任等视角分析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鲜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尽管从经济学的视角界定“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难度巨大，但如果不攻克这个难题，不在经济学界达成“文化”概念或“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共识，那么就很难对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开展学理化研究，就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对文化与经济、中华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因此，未来深化文化与经济、中华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界定“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概念至关重要。
第二个瓶颈和挑战是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化影响经济、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由于“文化”概念不清晰，大大增加了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化影响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的难度。目前，许多文献关于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论断的表述层次上，如“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等，并没有从学理的层面深入讨论和揭示文化影响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因此，未来深化文化与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学理的层面深入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的论述，为我们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的“两个结合”的提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宏观作用机制提供了科学方法。他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这表明，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宏观作用机制主要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而“道路、理论和制度”又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为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提供了科学方法。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表明，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微观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进而影响经济。
努力突破上述两个瓶颈和挑战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文化与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充实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文化与经济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做出中国经济学者独特的理论贡献。
（作者：冯根福，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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